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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2009年旧文
 
  2008年中国研发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用大飞机项目终于正式启动了。中国为什么搞大飞机?首先是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考虑不容忽视,其次,即使从商业角度而言,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是190亿元人民币,而我们国家领导人访美一个客机采购订单就达46亿美元,还不包括航材和维护等后续使用的费用。而中国民航短期内的可预见的市场是多少?国内外都预测说近20年中国需要的飞机可能在2000架以上,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启动大飞机项目都是非常英明和具有远见卓识的。
 
  就信息化的基础建设方面来说,特别是对于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目前主流的是占绝对垄断地位的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和市场份额很小的开源的Linux系统),我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由于软件的操作系统这一基础平台我国不享有知识产权,微软不披露源代码我们也无法掌握自己电脑的安全,就造成了2007年我国某地方政府购买的一个版本的视窗xp操作系统被杀毒软件巨头诺顿报出有“后门”,虽然事后微软和诺顿都有一套外交辞令对此给予解释,但是国内的有识之士早就撰文指出这其实是微软故意预留了后门,不过是由于与诺顿的沟通失误才意外暴露的。这一事件早就应该引起安全部门的警觉。2008年微软在华推行正版验证计划引起黑屏恐慌以来,舆论大哗,也有业内人士翻出了10年前比尔盖茨先生在某次会议上的演讲,那时,睿智的盖茨先生就预言总有一天中国人会为盗版付出代价,会愿意支付软件的费用。果不其然,在中国政府发布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又已经采纳全世界最为严格的软件保护立法的背景下,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读者也许都知道网上一个流传广泛的故事:伊拉克战争美国就是利用一台打印机潜藏了病毒,后在美伊开展时,通过电子战将伊拉克的雷达等电子设施摧毁殆尽。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假并不重要,它反映出的软件的安全对于国防的战略意义才是我们应当重视和深思的。微软的确是一家优秀的企业,其操作系统也的确异常成功。虽然品牌无国界,但是品牌的主人是有国界的。我们国家战略安全显然不能指望任何一家企业会遵守他的诺言,万一外交关系恶化,中国目前这么大面积的使用视窗操作系统,任何一点差错或者隐患都完全可能陷我国于被动!因此,毋庸讳言,战略安全是中国应当研发自有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的理直气壮的 原因。
 
  其次,在商言商来说,在美国的外交压力和微软的强力公关之下,中国政府早就要求政府带头用正版,国内凡是有规模的电脑厂家,特别是高端的笔记本市场,早就按照政府要求实行预装电脑操作系统(是否触犯反垄断法关于搭售的规定暂且不论)。现在微软操作系统在华的零售价高的是数千元,低的也有数百元,中国近几年每年仅仅品牌个人电脑和笔记本,出货量少说也有几百万台,就算每台的操作系统费用只有几百元,算算微软拿到的版权费是多少?据媒体报道在政府出台通知后,微软第一次与联想、方正、TCL和同方4家电脑生产商的签订合同的金额就是7亿美金!而且,这个费用是随着每次微软的更新换代还得重新购买,重新支付!
 
  所以,笔者建议中国政府采用大飞机的模式启动中国基础软件包括操作系统的研发工作。这也是中国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一项必需的基础建设工程。其意义不亚于大飞机。商业前景甚至可能还优于大飞机!至少在节能环保方面就是如此。
 
  我国应当坚定不移地加大版权执法的力度,同时,政府也不能作为微软的免费推销员,用版权的大棒强制用户购买预装的视窗操作系统。国家应当研发中国的操作系统,并免费或者低价提供给个人用户,针对企业和商业用户则实行正常的市场交易和收费,这样才能兼顾商业上的成功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应当立即停止针对视窗操作系统的各种认证培训、学历教育课程以及其他有意、无意中在利用公共资源帮着微软进行培训和宣传的行为,为中国操作系统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有人会问, 2008年11月10日工业信息化部发布了《“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科技重大专项2009年课题申报通知》,资助和鼓励“核高基”项目发展,为什么还要建议采用大飞机的模式呢?笔者的答案是因为等待的边际成本太高了,中国基础软件的竞争对手也改变了“放水养鱼”的策略。这把我们从温水煮青蛙的盗版快感中唤醒,也警惕我们应当反思版权执法的宽松其实是自己酿造了苦酒。笔者相信,如果当年严格执行版权法,那么到现在逼也逼出了自有知识产权的操作系统,就像我们吃不饱肚子还搞出了原子弹一样。但是,微软放纵盗版培育市场的“放水养鱼”策略却使我们的沉溺于盗版的小利而忽视了大义!2008年的微软正版验证引发的“黑屏恐慌”该让我们猛醒了,中国企业短期内靠政府资助和企业自己的能力研发是很难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否则的话全世界就不会只有一个微软!而中国企业几年内已付和应付给微软的版权费,就足以让我们举全国软件企业之人才资源研发自有的操作系统。
 
  最近美国的救市措施有一项就是全国普及宽带,见微知著,如果说罗斯福新政的修桥修路是传统的实体经济的一次硬件基础建设,那么奥巴马的普及宽带无疑是信息经济一次软件基础建设。前者奠定了美国二战后数十年经济繁荣的基础,后者也将为美国下一个经济周期的复苏和再次振兴埋下了伏笔。最近我国关于刺激经济的四万亿的投资用途讨论大多还停留在修桥修路这样的硬件基础设施阶段,这对于我国的国情来说当然是对的,因为首先要清理历史原因造成的基础设施的欠账,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时代发展不等人,如果我们看不到信息经济时代将来的竞争态势,未雨绸缪,那么很可能我们刺激经济的投资停留在罗斯福新政时代,而美国却已棋高一着,一旦走出目前的困境,又将引领全球经济的风骚,我国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上不利的格局将难以扭转。居安思危,果真如此的话,现在我们讲大国崛起,届时难保不受到影响。(刘春泉 北京市广盛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作者021 58356005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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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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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段和段师事务所律师,专长IT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民航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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