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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战略安全三大基石

2009年元月,笔者曾在上海证券报发文建议借鉴大飞机模式研发计算机操作系统,最近我国专利申请领头羊之一的中兴通讯遭遇美国知识产权“断供”立即面临生死存亡,中国制造繁荣背后的底层创新缺失才引发公众关注。笔者多年来一直呼吁要像重视城市下水道等隐蔽基础性工程那样重视科技的地下基础隐蔽工程,虽然经济全球化要反对贸易保护和以领为壑的逆流,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兴通讯遭遇卡脖子事件确实是红灯警告,眼下中美关系没恶化到不可收拾地步,但居安思危,结合这些年的研究心得,窃以为信息时代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要确保战略安全必须有三大基石:底层软件,高精尖制造技术与设备,创新激励制度。
 
所谓底层软件是指计算机操作系统等,包括服务器、桌面计算机和手机等操作系统底层软件,底层软件是网络系统得以运行的大厦基石。我们通常看到的手机上的各种软件例如微信微博,这些都是应用层或者表层软件,打个比方,就像浮在水面的舰艇;而底层软件则像是潜水艇,就像城市地下管道等隐蔽工程,用户看不到,但却切实控制、决定着应用层的开发和服务。目前手机主流两种操作系统安卓和IOS,很多软件都同时有这两种版本,收费和信息保护设置等诸多不同,就是因为是谷歌和苹果公司两家各自独立的操作系统。民用领域如此,军工、航天等也要用到,所以说是战略安全基石,丝毫不为过。
 
无论民用还是军工,生产厂家也罢,使用的用户企业也罢,企业投入有成本,用户使用有习惯惯性和替换所需的学习成本,由此造成IT投入具有“绑定效应”,市场格局一旦形成,靠个别企业自己研发新的操作系统想要冲击市场、替换用户现有的产品的话,投入和难度越来越大,所以操作系统我国研发未成功是应该及时总结教训,继续努力,断不可放弃。
 
所谓 高精尖制造技术与装备,不仅仅包括这次中兴通讯事件暴露出来的芯片制造,也包括航空发动机、高精度机床等先进制造技术与装备,虽然我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大的产能过剩问题,但好在当家人工信部长很清醒,一直在提示我国制造业实力远远达不到强大领先的水平。高精尖制造技术与装备,都是人家法律和技术严密警卫保护,是靠钱买不来,靠市场换技术换不来,甚至学也不是轻易可以学得会的,民用产品与军工产品不同,不能一味沉醉于当年自力更生搞出来了“两弹一星”的辉煌,民用产品用户千千万万,有产品稳定性和用户体验问题,就算产品做出来了,如果用户体验不好,还是会被市场无情抛弃,我国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篇幅限制不便展开,所以民用产品的技术积累和研发也不能指望靠短时间攻关克难,唯一的办法就是持之以恒投入研发,而且必须是尊重市场规律的与时俱进,企业商业化运作。当然还要注意不能违反WTO关于政府补贴等各种法律规则。
 
创新激励制度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但又不限于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创造、管理、运营和保护四大板块,其中创造知识产权是企业和技术专家的工作,管理和运营是企业应该发挥聪明才智的领域,保护则是政府和司法机关的职能和本分。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创新,虽然这种制度运行到今天屡遭阻碍创新的诟病,但只要制度没有更好的替代品,全球范围内大家都还要遵守这一规则。
 
从1984年专利法算起,知识产权激励制度在中国已经存在34年了,但知识产权制度如何解决可能给我国企业带来的外国权利人巨额索赔损失问题,是绕不开的难题。笔者提出目前已经到了必须加大知识产权赔偿引导企业真正重视创新的时候,理由有三:一是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资源、环境等已经无法继续原来的粗放发展模式,必须转换轨道,靠创新,这是最主要的。二是专利保护期限二十年,中国专利法生效到现在34年了,现在不仅是早起专利过期了,就算是中国目前最引以为豪的互联网巨头他们创业阶段的专利都已经开始逐步进入期满失效阶段了。申请专利是为什么?不是为了给专利局交费,是要有市场回报,另外,有了这些新兴企业,在中外企业知识产权博弈时,也可以有一些专利储备,不至于像早期那样一边倒是外资企业在中国获得九成以上专利胜诉。三是近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司法定价对于引导企业博弈有决定性影响,企业就是利益驱动,中外均是如此。美国专利诉讼动辄十几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赔偿,所以人家敢投入也愿意投入,侵权者真金白银要赔偿,美国持续保持创新领袖地位与此息息相关。中国知识产权案件赔个几千万我们这些知识产权律师就兴奋不已,所以除了华为中兴这种在海外做生意的还算比较重视真金白银投入研发,国内企业重视知识产权大多还停留在口号层面,很多企业每年知识产权投入少得可怜。企业对盈亏是最敏感的,研发投入多时间长,还不一定有产出,上海几个外国药厂研发中心撤销就是因为做不出赚钱的产品,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赔偿就是法院对于知识产权的司法定价,看看现在平均才几万十几万的商标专利赔偿,要说让企业重视那不是痴人说梦吗?
 
中美贸易争议中,其实如企业家马云先生所言,如果把中国制造业当中美国在华企业的利润扣除,中国企业利润是逆差的,举例来说,一个苹果手机出口贸易额统计口径是6000元,但苹果公司占有绝大部分利润,产业链上最后留给中国企业的并不多。这种现状的根源就在于美国经济现在主要依赖于知识产权收入,而不是制造业直接商品输出,我们注意到企业家总统上台后通过减税等措施引导美国制造业回归,可见美国不仅收购产业链高端利润部分,也不放弃制造业给国内就业等利益。这些都值得我国过早放弃制造业转向房地产金融等暴利产业的发达地区借鉴。
 
本文首发第一财经日报(2018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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